中大期货好不好袁东:决定汇率的两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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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主要决定着汇率形成与波动?这个问题,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时就已存在。只是现在,答案已变得很显然:资本项目和资本交中大期货好不好易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汇率主要由资本项目决定。

  1971年之后,以固定汇率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走入了历史,中大期货好不好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无体系”时代。没有了贵金属的中大期货好不好基准支撑和制约,汇率基本就浮动了。在教科书及当今国际政治经济谈判桌上,经常项目被视作决定汇率的主导因素。以经常项目收支的顺差或逆差,也就是商品与服务贸易情况来评价汇率水平,进而提出政策调整要求。但只要粗略比较当今全球贸易额、经常项目发生额与差额、货币与资本交易额,就可明了这种认知早已偏离了实情。

  先看各类外汇工具的日均交易额,1998年超过1.5万亿美元,2010年接近4万亿美元,而2009年全球商品与服务贸易额日均仅858亿美元。再看非金融中大期货好不好机构的外汇交易占比,从1998年的17%降至2010年的13%;各类金融机构的交易占比,从1998年的83%上升到2010年的87%。这些由金融机构主导的货币资本交易,主要发生在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和我国香港地区。每天巨额交易中的65%是跨境交易。而且,这些交易主要是以衍生品方式进行,现货交易仅占2010年全部外汇交易的37.4%。

  这种状况,是国际货币体系由固定汇率制进入浮动制时代的必然结果。一旦汇率脱离了某种基准牵制,国际融资在由官方主导向私人金融机构主导转变的“私人化”过程中,种种所谓金融创新及由此带动的货币资本交易,就如脱缰的野马,狂奔而去。

  远远超过贸易额和经常项目收支差额的货币资本交易,无疑成了外汇市场上的主导者。而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又是货币资本交易的主导者。所以,汇率的定价权并不在实体企业,也就不在商品与服务贸易领域,金融力量已然成了当今世界的汇率定价者。

  现今的金融力量,基本把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几个西方国家。由此,汇价的主导权也就在这些国家。如果说汇率有操纵,那也是金融机构在操纵,也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在操纵。

  当然,这并没有否定经常项目收支差额的影响。只不过,这一原本决定汇率的基础性因素,已被日益快速膨胀的金融交易,仅仅当作题材不断炒作,进而不断被扭曲,以至在汇率波动的轨迹中看不到多少影子了。

  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不仅国内金融市场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在国际金融交易与货币体系中,更没什么影响力,暴露在外的,基本是过去十多年快速增长的贸易顺差,但他们还没有多大力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去对冲和平衡。因此,似乎贸易和经常项目就成了这些国家汇率低估的证据。

  如果以汇率为借口,渲染全球经济的所谓“失衡”状态,那也首先是由金融市场过度膨胀所带来的诸如索罗斯总结的“超级泡沫”所导致。而这种失衡,因金融市场交易及其主导权在发达国家,所以,责任也就在发达国家。再说,失衡与否,要看站在谁的角度讲。世界经济什么时候没有“失衡”过?在发达国家认为不失衡的年代,可曾问过发展中国家的感觉?所谓“均衡”,只是新古典经济学不切实际的假设,而全球经济从来就是在非均衡中运行与增长的,如果完全均衡,意味着没有了落差力量,就像水流没有了落差而不流动一样,全球经济也就没有了内在增长动力。

  由此观之,不符合现实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是多么荒谬。更加荒谬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占全球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的历任决策者,中大期货好不好都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了几乎唯一的决策理论和智慧来源,以至最后捏出了“华盛顿共识”,硬要推销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实践证明,诸如俄罗斯等无条件接受这种推销的国家,无不陷入了同当初预期相反的被动局面。

  实际上,当全球货币制度完全进入纸币本位时代后,货币无一不是“国家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超主权货币”已不存在了。即便是已运行十多年的欧元,也是以这一货币联盟成员国放弃了一部分民族国家权力为代价的。在这种货币制度下,货币的发行流通及其价格,是由市场力量与国家力量共同决定的。以纯粹市场供求决定价格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更显得不合时宜。由此,作为货币价格的汇率,政府政策因素的影响在所难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现了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现实。

  总之,汇率有市场决定的一面,也有难以避免国家因素影响的一面,这意味着主要经济体间的政策协调,在全球治理建设健全中是必要的。值得提醒的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不可替代,两种力量也应有合理分工和搭配。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已经开始,在认识和行动上,全球的精英们是否会表现得比第一个十年更好呢?这取决于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